通过高考，我于1986年9月进入六安师专。跟方家方、霍前锋老师学习语言及修辞，同马育良老师学习古文，随姜家好、卢佑诚、施建业、陶易、刘建民、吴彬、沈慧君等几位老师学习文学。张盛彬老师教我逻辑学，我的逻辑课程学的很好，每次作业都是优秀，每次考试都是满分。程东峰、李少和老师教我们学习写作，傅佚群老先生教我们练习书法，张道全老师的哲学课也给我印下了深刻的印象。临近毕业的时候，在时任宣传部长程东峰老师的帮助下，我又有幸得到机会向校报编辑部卢义忠老师学习办报。  

张盛彬老师除了教我们逻辑学课程外，还兼任《六安师专学报》主编。1988年3月底我们实习结束返校，张老师布置我们课外读一本书，摘抄名言名句投给学报。《六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一期果然刊出了我们摘抄的句子，括号内居然注明了我们摘抄者的名字。那可是我们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啊！我毕业前夕能够有勇气给《中国青年报》投稿并有幸被采用，想来与张老师鼓励和程东峰老师安排卢老师教我学习办报不无关系，中国青年报社后来还给我邮汇来20元稿费。20块钱在当时不是小钱，那是我“吃皇粮”的父亲半个月的工资。我中学的老师樊兴安教授当时在合肥读省教育学院，在《中国青年报》读到了我的文章，后来见面的第一句话竟是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你吧。我参加工作后，开始在徐冲乡与叶长林、李涛等朋友创办《孤帆》，后来在江店职高办校刊《衔泥》并自1993年始连续7年获得苏鲁豫皖中语会优秀校刊评选一等奖。若寻其根源来，无不与张盛彬、程东峰等老师的良好训导有关。我在工作中，引导学生从给报社投新年祝福语写起到辅导他们给《安徽青年报》、《光慈文学》和《未名文学》写大块文章，我心里明白，这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1988年6月我以优良成绩毕业并获得三好学生光荣称号，学校给我颁发了120元的奖学金，我给母校老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了这笔不菲的奖金，在接下来的暑假里我得以拜师跟著名拳击教练蒋浩泉先生学习了两个月的拳击。学费和吃喝都不是问题，只是住宿还蹭在母校寝室里。

我对母校也是一往情深。举凡出差路过总要抽空回去走走，看看，这样心里就觉得有找到了根的踏实。母校的天空是那么的高远湛蓝，母校的空气是那样的明净剔透。

我爱母校如我家。漫步在母校安静祥和的校园里，看见水泥路面上有了玻璃杯的碎片,草坪上有了废弃的塑料袋，我都要捡拾干净丢进垃圾桶里。六安师专是我的故园，这里的一水一木，无不驻守着我年轻而美丽的梦想。我给同学写信，免不了要多写几句母校师专每年每年的变化。和其他朋友谈起师专，我总会说起她美丽的环境和蓬勃向上的校风。最近两年，我教过的学生中，有的考取了六安师专。我在给他们的回信中总是勉励他们要像老师一样热爱师专。

1998年11月8日，是母校建校40周年的大喜日子。其实，我和很多校友一样,没有收到校庆邀请函。但40周年校庆，是我们每一位师专人自己的喜事，如果你把自己看成师专的一员了，热爱母校的浓浓真情，就容不得你有任何别的想法了。校庆头一天的晚上，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小龙回来了。我从内心里发出了深情的呼喊:亲爱的母校，儿子回来看您来了!那天晚上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当初教我们逻辑学的老师张盛彬老先生。张老师还记得我，竟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

我是88届中文系唯一赶回母校参加40周年校庆的毕业生。校庆的场面气氛宏伟热烈。这么多学子带着笑脸，带着成绩，回来看望母校，向母亲汇报来了。我为母校感到无比的欣慰、自豪和幸福！

儿子惦念母亲,母亲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她的儿子。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我爱人带着幼小的龙儿和我分居两地,生活和工作极不方便。1991年的那个夏天，母校老师自家平房里的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但是当他们知晓了我的困难后，主动出面为我调动问题提供帮助。

1997年，我无辜受陷害被捕下狱。母校老师知道后，积极组织营救，使得这场冤假错案有机会得到纠正。在这场营救过程中，有很多事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我的班主任马育良教授，在我被错捕的当天他第一时间知道了消息;接下来的两天两夜，他急得合不拢眼。马老师不会骑自行车，那时候淠河两岸还未开通公交车，马老师得知时任金寨县委副书记的杨萌同志到六安开会，他冒雨步行十里地赶到皖西宾馆面见杨副书记。这第二件事情，我原来的写作老师，97年早已做了师专副校长的程东峰先生,在了解了有关情况后，紧急给金寨方面挂电话。在电话中，他几乎与当时任县长的老同学争吵起来。第三个情节，中文系有个已经退休叫李家训的老教授,我感到惭愧的是,这位老先生,我做学生时并不认识他，甚至也不知晓他，后来也没曾登门看望过他。他当时正生着病，听说我的冤狱以后，执意待身体稍有好转，要亲来金寨面见他的学生赵波县长。出狱后，我在《安徽青年报》为我编发的文章《一剑十年》中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好在我的贵人多。”

我的贵人是我亲爱的母校。

（储修成）

——转自《安青网》